」 仔細想想，這不正是社會與生活的原始模樣嗎？各種團體創立時的團結互助初心，不也是從關心周遭開始？ 相信學生們會用自己的方式，每個月當三十個小時以上的好鄰居，而不是僵化地檢查每個人當好鄰居的狀況，既沒有按表操課的必做清單，也沒有一欄又一欄待填寫的工作日誌，也許正是代芬特爾成功的關鍵。

除全體友邦向WHO提案外，也有越來越多理念相近國家高層公開發言表達支持，其中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加拿大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及紐西蘭副總理兼外長（Winston Peters），都是首度公開表態，意義重大。史丹佛大學希望這樣的計畫自6月開始執行，但細節還在討論中。

外交部長吳釗燮也表示，為什麼國際支持聲量強大，台灣還是沒辦法參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對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控制、干擾力道強大，即使有很多理念相近的國家幫我們直言，但還是沒辦法改變世衛秘書處的態度。衛福部部長、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為此台灣表達遺憾跟不滿，將和WHO秘書處遞交抗議函。指揮中心召集人張上淳也於記者會證實，美國史丹佛大學公衛專家的確有和台灣提出雙邊研究計畫，登機前先篩檢一批民眾（陰性），從美國飛到台灣後，在台灣也維持一樣14天的居家檢疫模式，但這群人會定期篩檢，對照起飛前沒有任何檢疫篩檢，到國內後維持14天隔離，隔離期滿後再和前者的受試者做對照，看看經過前端篩檢的受試者，到台灣是不是不需要14天就能證實他們不帶病毒到國內，以縮短國與國之間14天的隔離期由於伊森沒吃晚餐便過來了，所以他邊吃著一些牡蠣邊喝威士忌，與我開心地聊起拍攝「愛在三部曲」和《年少時代》時的一些事。今晚八點半要和茱麗葉．畢諾許開會。

製片妙莉葉從一開始就對從美國找演員興致缺缺，不停表示：「真的要他嗎？不能用歐洲演員嗎？女兒為什麼不可以住在英國？」雖然以製片而言考量到經費等問題，這是恰當的發言，我卻當成耳邊風。「如果住在英國，主角法比安（凱薩琳）不就很難嘲笑女兒了嗎？再說，住太近的話，婚禮後難得的見面這個設定就沒有說服力了。他雖然錯估歐洲疫情的嚴重性，但對民眾可能因為恐懼和對安全的渴望，而「自願」放棄個人自由，他的這個憂心若放到數位監控疫情的議題上則將更為明確。

當眾人在瘟疫危機恐慌之際，趁機合理化個人醫療數據的全面收集和使用。而在緊急狀態下，「隱私」更一直都不是令人在意的問題，何況是面對不分貧富貴賤，與個人性命相關直接相關的瘟疫危機。而此先例一開， 在瘟疫危機過後，威權的高科技全民監控、數位生命政治只有可能更變本加厲。此外如在1990年代後期，美國政府也曾以公共衛生的名義，試著建立艾滋病患者的名冊，這顯然踐踏病患的隱私權。

同時輿論多方熱烈討論，評估特別是韓國，新加坡，台灣，以色列等各國前例。危機使人們自願「接受」數位監控，放棄自由或權利，這也正如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所說的「災難資本主義」總在危機中，以災難以危機以緊急為名趁虛而入，讓民眾似乎別無選擇地接受變本加厲的不合理政策。

另一方面，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Bernard E. Harcourt，這位傅柯專家用「展演社會」來形容我們面對演算法大數據時代的全民監控，個人瘋狂地暴露個資的現象。換句話說，在沒有危機的日常生活裡，或許是為了換取腦啡、多巴胺，換取幸福「感」，或就為了圖個方便。一方面，相較於威權國家，強調民主原則人權高漲的西方國家，對犧牲個人或公民自由， 犧牲隱私，對數位監控系統即變是在取得民眾同意，堅持透明、匿名的基礎之下才收集使用個人資料，但在原則在文化慣例上這一切仍然是難以接受。事實上，我們是自願地參與全面監控，不論是谷歌大神對我們的私人生活一清二楚，或是網民在IG，在臉書上不斷地自我暴露展示。

即使不透明不開放，卻迅速高效率，臉部辨識系統更是「方便」然而，中國政府並未因為「李文亮事件」的發生而將疫情資訊完整對大眾公開，反而在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上加強了針對與疫情相關資訊的審查與刪除，對傳統媒體的管制更是沒有例外[6]。中國從2008年開始試圖改善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於隔年投入高達大量資金在海外宣傳計畫——大外宣，不但成立外語媒體，更在海外大肆收購傳媒企業、購買廣告[8]。同時在外交行動上，北京也接連向疫情嚴重的國家（例如義大利、伊朗與伊拉克）運送醫療團隊與口罩、防護衣等物資[17]。

接著在2月底，中國工程院院士、呼吸道傳染病專家鍾南山則表示，肺炎疫情發生在中國不代表病毒源自中國，試圖以科學專業來模糊病毒的起源地[13]。然而，疫情卻也開始在世界各國爆發，並在3月被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正式宣布為全球性大瘟疫（pandemic）[1]。

中國的肺炎病毒「美軍起源說」不但未提出科學證據，還引起國際輿論的譁然與反彈，但卻在中國國內及部分國家得到支持及呼應，意圖翻轉病毒起源的敘事[15]。雖然如此，根據台灣《新新聞》雜誌於4月獨家取得的中共官方內部資料顯示，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早在1月3日就有指示要求相關單位部署防疫工作，顯示地方政府應該有將疫情第一手消息向上通報，但中央卻在初期選擇隱匿疫情與延後處置，導致隨後不得不在1月底採取大規模的封城手段來圍堵疫情擴散[5]。

此外，中國在此次更大力加強對海外的宣傳，試圖透過所謂的「大外宣」（Grand External Propaganda）來操作國際輿論[7]。在習近平於2012年擔任中國領導人之後，不但加強了政府對於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領域的控制，更於2016年提出了「媒體姓黨」的原則，強力要求媒體要反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意志[9]。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符合中國政治目的的疫情敘事之產製 為了完全掌握在全球疫情的輿論主導權，中國政府除了進行對外宣傳，也搭配外交上的行動與其它國家、國際組織的呼應，以徹底重製符合中國所需的疫情敘事。首先於2020年2月，WHO正式將此次肺炎命名為COVID-19，中國政府也以反歧視與反污名為由要求媒體與機關使用COVID-19或中文「新冠肺炎」等名稱，避免與武漢、中國等產生連結[12]。全球疫情狀況至今（2020）年4月中已超過200萬人確診，更導致高達13萬人死亡，且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多為歐美主要各國，包括美國、西班牙、義大利、德國、法國與英國[2]。習近平更在疫情爆發後於2020年1月7日指示要「做好宣傳教育與輿論引導」的其中一個關鍵就是「佔據主動、有效影響國際輿論。

趙立堅與另一位發言人華春瑩都質疑在美國因得到季節性流感而死亡的病人，有部分人真正的死因很有可能是新冠肺炎[14]。」[11]在實際情況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透過宣傳與外交體系強力主導國際社會對疫情的討論，途徑包括了從傳統媒體到電子媒體、網路社群肺炎疫情成了中國大外宣最佳的「試驗場」（testing ground）。

除了隱匿資訊與媒體／網路審查外，中共當局更同步啟動宣傳系統，例如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下令將記者派赴疫情前線進行「正面」報導，也要求媒體要報導抗疫的正能量故事，甚至還出版了介紹中國抗疫故事的書籍《大國戰「疫」》，一系列措施皆用於轉移民眾焦點，重新建立起對中國政府的信心。不過，到了3月中，正當全球各國疫情日益嚴重之時，中國政府卻開始宣布境內沒有出現新增確診病例，雖被外界質疑但仍在統計數據上讓全球疫情情勢出現逆轉[16]。

到了3月初，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更直接在社群媒體「推特」上表示中國肺炎疫情爆發原因「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這則貼文更得到十多個中國駐外館處帳號的轉發。因此，本文將會透過分析中國政府在肺炎疫情的國際輿論之操作與效應，來進一步解釋中國對外宣傳能力是否出現升級或轉變。

文：普麟（美國杜蘭大學政治學博士生） 前言：中國大外宣的「試驗場」 中國自2019年底於湖北省武漢市發生第一起感染武漢肺炎（又稱新冠肺炎，正式名稱為COVID-19）的案例開始，接著中國政府於2020年初在武漢市執行史上最大規模且嚴厲的封鎖，被稱為「武漢封城」。中國在最初傳出疫情後不久，2020年1月初就有武漢一名醫師李文亮在網路通訊軟體「微信」的群組上指出此波疫情類似SARS冠狀病毒，卻被當地公安局指控是「在網際網路上發布不實言論」並警告，不久疫情擴大而他自己也因此感染而病發死亡，引起中國網友與民眾對當局處置的不滿[4]除了隱匿資訊與媒體／網路審查外，中共當局更同步啟動宣傳系統，例如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下令將記者派赴疫情前線進行「正面」報導，也要求媒體要報導抗疫的正能量故事，甚至還出版了介紹中國抗疫故事的書籍《大國戰「疫」》，一系列措施皆用於轉移民眾焦點，重新建立起對中國政府的信心。到了3月初，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更直接在社群媒體「推特」上表示中國肺炎疫情爆發原因「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這則貼文更得到十多個中國駐外館處帳號的轉發。

雖然如此，根據台灣《新新聞》雜誌於4月獨家取得的中共官方內部資料顯示，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早在1月3日就有指示要求相關單位部署防疫工作，顯示地方政府應該有將疫情第一手消息向上通報，但中央卻在初期選擇隱匿疫情與延後處置，導致隨後不得不在1月底採取大規模的封城手段來圍堵疫情擴散[5]。同時在外交行動上，北京也接連向疫情嚴重的國家（例如義大利、伊朗與伊拉克）運送醫療團隊與口罩、防護衣等物資[17]。

趙立堅與另一位發言人華春瑩都質疑在美國因得到季節性流感而死亡的病人，有部分人真正的死因很有可能是新冠肺炎[14]。在習近平於2012年擔任中國領導人之後，不但加強了政府對於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領域的控制，更於2016年提出了「媒體姓黨」的原則，強力要求媒體要反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意志[9]。

中國在最初傳出疫情後不久，2020年1月初就有武漢一名醫師李文亮在網路通訊軟體「微信」的群組上指出此波疫情類似SARS冠狀病毒，卻被當地公安局指控是「在網際網路上發布不實言論」並警告，不久疫情擴大而他自己也因此感染而病發死亡，引起中國網友與民眾對當局處置的不滿[4]。」[11]在實際情況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透過宣傳與外交體系強力主導國際社會對疫情的討論，途徑包括了從傳統媒體到電子媒體、網路社群肺炎疫情成了中國大外宣最佳的「試驗場」（testing ground）。

接著在2月底，中國工程院院士、呼吸道傳染病專家鍾南山則表示，肺炎疫情發生在中國不代表病毒源自中國，試圖以科學專業來模糊病毒的起源地[13]。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符合中國政治目的的疫情敘事之產製 為了完全掌握在全球疫情的輿論主導權，中國政府除了進行對外宣傳，也搭配外交上的行動與其它國家、國際組織的呼應，以徹底重製符合中國所需的疫情敘事。然而，中國政府並未因為「李文亮事件」的發生而將疫情資訊完整對大眾公開，反而在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上加強了針對與疫情相關資訊的審查與刪除，對傳統媒體的管制更是沒有例外[6]。中國的肺炎病毒「美軍起源說」不但未提出科學證據，還引起國際輿論的譁然與反彈，但卻在中國國內及部分國家得到支持及呼應，意圖翻轉病毒起源的敘事[15]。

文：普麟（美國杜蘭大學政治學博士生） 前言：中國大外宣的「試驗場」 中國自2019年底於湖北省武漢市發生第一起感染武漢肺炎（又稱新冠肺炎，正式名稱為COVID-19）的案例開始，接著中國政府於2020年初在武漢市執行史上最大規模且嚴厲的封鎖，被稱為「武漢封城」。習近平更在疫情爆發後於2020年1月7日指示要「做好宣傳教育與輿論引導」的其中一個關鍵就是「佔據主動、有效影響國際輿論。

中國從2008年開始試圖改善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於隔年投入高達大量資金在海外宣傳計畫——大外宣，不但成立外語媒體，更在海外大肆收購傳媒企業、購買廣告[8]。不過，到了3月中，正當全球各國疫情日益嚴重之時，中國政府卻開始宣布境內沒有出現新增確診病例，雖被外界質疑但仍在統計數據上讓全球疫情情勢出現逆轉[16]。

全球疫情狀況至今（2020）年4月中已超過200萬人確診，更導致高達13萬人死亡，且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多為歐美主要各國，包括美國、西班牙、義大利、德國、法國與英國[2]。此外，中國在此次更大力加強對海外的宣傳，試圖透過所謂的「大外宣」（Grand External Propaganda）來操作國際輿論[7]。